194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次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完全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以图就此逼中国共产党就范，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发展。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根据地的货物人员往来。

1940年起，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生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又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损失，敌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为减小。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区在最严重的时候，全区没有一个完整县，已建立的12个县政府，被迫搬迁到沁源县工作，后来沁源县城也被日军占领，全区没有一座县城。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

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后来毛泽东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党的领导人并非没有预计到。1939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干部晚会上强调：“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1939年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亦明确提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他还提出要通过开展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月25日，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在延安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努力生产，“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随后，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和学校等单位纷纷组织生产运动委员会，开展生产运动。

为了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针。所谓开源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各根据地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所谓节流就是大规模的精兵简政。

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1940年5月，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并亲自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地勘察。1939年秋，八路军120师359旅从晋西北调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德。经朱德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1941年3月，该部从绥德进驻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大生产运动，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40年前，该旅的经费全由政府提供，而1941年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达90.3%，1943年为91.3%，1944年实现了全部自给。陕甘宁边区其他部队的经费自给率也逐年增加，到1943年，警备一旅经费自给率为75.4%，警备三旅自给率为59.9%，358旅自给率为70.7%，独一旅自给率为74.6%。1942年边区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生产收入2581万元，自给了48%，边区机关如保安处生产收入113万元，自给率70%。正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的：“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晋绥军区的经费中，政府拨给的占96%，生产自给仅占4%，1944年生产自给达到30%。到1944年，山东根据地许多主力兵团除被服鞋袜费外已达到全部自给。1945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时期的历史时，对大生产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大生产运动对于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本文章转载于学习时报）